映象新闻

而那些拿西方理论来套中国现实的论述，也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经不起实践的推敲。

[23]选择这些信息而不是那些信息，正是因为在法律系统眼中，这些信息而不是别的信息具有法律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要判断这些处理是否恰当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

即使对于可以言表的，我们也不能一次说出一切（P12），而必须有所选择。另一方面，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关联的选择性，对于保持系统相对于环境的独立性是必不可少的。对此，现代民主法治国里的法律人有一种惯用的处理方式：这是政治问题，应当交由民主决策。卢曼对现代社会的研究几乎是无所不包的：[4]法律、政治、经济、艺术、宗教、信任、权力以及作为激情的爱[5]。现代法律人很容易相信：通过把生态风险相关的一些棘手问题标记为 政治问题，并声称民主政治程序能够制造法律系统内缺乏的共识，并将此共识通过立法活动转化为法律规范之后再进入法律系统，法律系统就可回避对之做出上述必然会受到指责的任意决定。

而我之所以认为这一点可以做到，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自我指涉这个语词，就能了解自我指涉是怎么回事。（一）由条件程式转向目的程式？卢曼多处论及条件程式与目的程式（purpose-oriented programmes）的不同。当代中国法制与法学发展凸显为法制与法学的断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共存、本土化与全球化三重矛盾。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之所以如此难以把握，也就是在于这两重的冲突。法制发展之路与法学演进之路是存在断层的，两者之间也并不是简单的体与用的关系抑或目的与工具的关系。[21]从法律现代化的起点出发，法律全球化的逻辑开展实际上是所谓的现代化范式。法律本土化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从社会内部交互的维度上来看，社会在形成之初便渐渐积累出一种特异性的内在的交往方式，不同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文化习惯所产生的交往方式具有本质的差别，即使是一些对于普适的伦理道德范围内的价值认识，在不同前提下的实践和作用的时候同样也会存在一些差异。

[1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0 页。[2]法学理论矗立孤岛，与法律实践相疏离，一些在学界表现出的重理论而轻实践，言必谈经典的现象正是这一法制与法学断层效应的表征。

在中国进行法制转型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把握主体性的因素。其二，法制的保守性与法学的创新性是否可以求得和解？毋庸置疑，整个二十世纪是中国法制跨越最大的世纪，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均是防弊之意多，兴利之意少，故礼（旧法）法（新法）的迁替始终贯穿着保守性与创新性的博弈。[11]同前注[10]，第 260 页。观一木而知群林与观群林而识一木的汇通，架设多元价值之间的桥梁，这本身便是针对多元主义价值的研究方法，不论是对我国司法改革的理论预设做准备，还是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添加材料，都是极有裨益的。

事实上，后现代只是从传统中获取元素的一种观念，与传统接契并不是要复归传统。[18]同前注[13]，第 299 页。逆推回去便是形式论符合价值论的内在要求，价值合理性可以作为形式合理性的思想基础和评价尺度。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经济改革的成功所映射出的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伊始我国经济学界呈现的多元化的经济理论模式与习惯。

[23]也就是说本土习惯与国家制定法并不是纯粹的二元对立关系。探索这一断层的内在理路，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学研究与法律生活疏离，其中以法理学尤甚。

中国法学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受这一范式的支配，法学所承载的任务便是促使中国社会结构进行现代化转型，无数法学学者为中国这个抽象概念添加新的注脚。总之，在第二维度上，法学构建的中枢系统的功能需要通过法制的社会调节作用来实现，而法制的调节作用又需要中枢系统来做出反射命令，二者如是产生了统一。

自福柯以来，这一混合形态内部的断裂、错位、偶然等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这一历史因果论的批判的目的并不是要完全罢黜历史因果论，而是试图要构建新的历史因果论，来重新解释这个世界。立法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是无可取代的，只是在立法与习惯的张力之上，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控以求得平衡。《道德经》中强调道可道，非常道。这样的纷争状态是由于作为社会化的冲突和理想化与本体论的冲突相互作用而成的，往往陷入一种托克维尔式的基于共同的心灵和心理的习惯的民主共识，共同的体制里迷恋和谐的信念与生俱来地存在于诸多统一和秩序理论里，演变为一种冲突的神话。[4]不论是法律的规范性还是强制性，保障的都是一种基于经验的预期，从而减少不确定性。[9][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 页。

[8][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1 页。要将中国语境引入到法律进程之中，要实现一个从主权的中国到主体的中国的跨越，就必须将土生土长的习惯当作我国法治发展的重要一环，才能在法律制度变迁的同时获得自觉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现代性中历史的连续性与绝对性因此也显现出了危机。然而政治形态却是多极的，排斥某种绝对的价值强加。

也可以说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沉淀而成的风俗、惯例、习惯、道德等规范因素本身就是一种中国语境。[7]在法制进化的过程中，并不是随着某些一般思想和观念的抽出而铸型，也不是遵循某种单一的线性规律，而是对于整个历史的观念性与社会性材料的整合，也就是说不能称其为一个简单的因果链条，前因的特异性也可能包含在后果里面，同样后果的特异性也可能出现在前因里面，如此在第一维度上法制发展的应然前路恰好又回到了法学发展的逻辑起点，如果把前者比作锁，那么后者必然是这把锁的钥匙。

【摘要】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语境下的多维视角是探究我国法制和法学发展战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突破点，透过多维视角对法哲学理论的梳理与探索，有助于寻找一种正义的范式来解决目前中国法制与法学发展的困境。法律制度的发展就是要逐步将抽象的法律制度化，通过法律实践作用于社会实践，最终合理地调整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交互关系。关于第一个问题，近百年来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法律进程具有复杂性、艰巨性、特殊性等特点，要在这段错综复杂的时空序列上寻找立足点，就必须不只是用法律制度/法律所承诺的价值目标来评价这些法律制度/法律，不只是用法律制度/法律之实施的具体的社会效果来评价这些法律制度/法律，也不是用先在于或超然于法律制度/法律的终极性图景来评价这些法律制度/法律，而更为重要的，毋宁是根据我们对法律制度/法律的实施与中国在特定时空下整个社会秩序的性质或走向间关系的认识来评价这些法律制度/法律。[11]当代的中国法治，需要创新的思想、材料、理论、体系来确定中国的主体性以及基于主体性的话语权。

在第二维度上，法学发展的主要任务在于构建和完善法学的中枢系统。从尼采时代开始，现代性开始受到了彻底的质疑，理性不再是唯一的权威，现代性的因果论也开始出现缝隙，历史性的因与果不再处于康德式的无蔽状态之中。

[15]现代法治背景下的社会、经济、文化上的冲突如何克服，法律的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绝对性与偶然性的矛盾如何统一，是盘桓在法律现代性头顶上最根本的问题。二者的疏离并不是一个单一化或者平面化的过程，将这一现象放入类似于弗里德曼长—宽—高的三维法律模型中，却得出这一疏离本身就是冲突的，不论是从源起，结构还是目的的维度看来，二者疏离之中却还存有内在的共契，我们讨论这个命题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这一疏离理解成一种二元的线性对立，二者的相互作用实际上是将矛盾转换成一种多维的因果关系，这一因果关系的最终指向也就是现代法律调整的基本价值目标：合理地调整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为根据建立富有效率的法律调整机制。

经济关系与法律关系在主体性上就是不同的，因为国际法的关系主体是国家，这一主体是具有主权性质的，体现为国家的意志，这是经济关系主体所不具备的。而此处的多元主义并非是虚无主义的另一种形态，把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框架下的多元价值，实际上就是把握一种存在于独立价值之中的普遍价值。

对于这样一种复杂的价值探究，可以参照类似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在内容上牵涉一种在其个别特性里饶富意义的现象，也不是依类同、种别的公式来加以界定，而是将一些历史的个别构成要素慢慢加以糅合而成。国家机器所制定的成文法虽包罗万象却也不能无所不包，并不是一个可调整所有共同体成员的所有生活方式的程式，所以才需要成文法与习惯相互补充，形成一种稳定且普遍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一现代性危机同样作用于法治建设上。具体参见张志铭：《法理思考的印迹》[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41 －444 页。

可见中国的现代性并不是孤立的新思想。[22]也正是由于诸多本土化因素对于法律的作用，才使得法律移植所带来的真空效应得到了填补。

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共存关系延伸到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考。这样，在实现社会主义法学现代化这一最终目的指引下，法制与法学才可能超越断层效应。

时间的秩序性和逻辑性受到了权力形态、制度意识等方面的限制，使得这一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不是内部的结合，而是外部的分离。这里所说的重视习惯并不等于忽视立法。